在今天只要不涉及违禁物品,一般的商业物品都可以正常市场交易。但是在古代,很多的商品不是普通人能涉猎的,往往属于官家私营。如盐、茶叶、丝绸等。
丝绸、茶叶这些东西,在今天是普通特产,但在古代,都是国家的“外交武器”和“财政支柱”。
丝绸,是皇家垄断的大宗出口物资,尤其是在汉唐时期,丝绸代表着皇权的面子和帝国的威严。茶叶更是大宗税收来源,唐宋以来,朝廷靠茶叶榷税补贴军费、稳固边疆。
所以,别以为能自己种茶、织布、拉着骡马就出关卖货。每一匹丝、每一斤茶都牵涉到朝廷的经济和外交布局。私自出口?那是与国家争利,等同谋逆。
古代丝绸、茶叶想卖到国外,第一道坎就是“官引”。什么是官引?就是官方发放的许可证,证明你这批货可以出关、入市、交易。
唐代的市舶司专门管海上贸易,没官引的货船不许出海。宋代的榷茶司、榷货务也是一样,凡出境茶叶、丝绸,都要登记在册,缴纳重税,领引通行。
元明时期,沿海各大港口设立“市舶提举司”,海商必须先报关纳税、领取通关文书。无证偷运者,一旦查获,不仅货物充公,人还要处斩。
丝绸茶叶为何管制那么严?因为它们是外交工具和战略物资。
汉代对匈奴、乌孙、高句丽、月氏等民族输出丝绸,是为了联络、羁縻、换取边境和平。唐朝出口丝绸、茶叶,主要流向中亚、波斯、东罗马,同样是服务外交和贸易平衡。
宋代开始,茶叶成为“茶马互市”的硬通货。西北边疆的马匹、战马都是用茶叶换来的。没有官引的私茶,等于破坏国家军需体系,所以私卖茶叶罪比私盐还重。
在很多历史记载里,私自出口丝绸茶叶,朝廷一律按重罪论处。唐律就有明文:“私运绢帛茶叶出境者,流三千里,情节重者斩。”
宋代《宋刑统》也规定:“私贩茶叶出边者,杖一百,籍没家产,徒三年。”元代更狠,私运出海的商人被抓到,当场处决。
明清时期,海禁政策下,未经许可私通外商、私运丝绸茶叶者,一律论以私通外夷之罪。明成祖时,曾一次处斩沿海私茶贩子三百余人,震慑海商。
海禁、榷场、互市管得死死的。海禁不是随口说说,而是有一整套管理体系。明代严禁民间私自出海,哪怕是渔船也需领牌登记。市舶提举司、巡海御史专门盯着丝绸茶叶出海贸易。
宋元时期,西北互市、榷场,专管茶马交易。茶叶运往西北,必须通过官设榷场,按品类、数量交税,私运者视同走私军火。
明清对蒙古、吐蕃的茶马贸易更是国策核心。私茶乱市,就是乱军需。康熙年间一度因私茶泛滥,边马供应出问题,朝廷大震怒。
很多人以为,丝绸茶叶是暴利,卖到国外就能富甲一方。可实际上,历代王朝对这些物资的重税、专营,已经把商人的利润层层剥光。
宋代榷茶,每斤茶叶的税负高达三成以上,运到边境再加关税、互市费,商人到手的净利所剩无几。明清海商,即使合法出口,每船货物除去关税、捐输、贿赂,赚的微薄得很。
而且贸易利润还得冒极大风险——风浪、劫匪、官兵、海盗,每一样都可能让一船丝茶血本无归。
不止是货物,连织造丝绸的技术也受到严防死守。
汉代到唐代,私自将丝绸机具、工匠、图样传出境外者,都是死罪。史书上记载,唐代一度因吐蕃、回鹘觊觎中原织造技术,边关加强巡查,严防技术外泄。
宋元时期,丝绸生产由官府专营,民间大作坊也需登记在册。明清时江南织造局、苏州织造局直接受皇帝管辖,织造档案严格保密。
所以,幻想自己搞个织坊出口国外,一来工艺难求,二来就是死罪。
茶叶不仅是商品,还是军需物资。宋代以来,西北防线的马匹几乎全靠茶叶换取。
茶马互市严格控制茶叶流向,每年茶引限定数额,任何超额私茶都被视作扰乱边防之举。朝廷担心私茶流入敌手,反过来换回劣马、扰乱军政。
因此,茶马使司、互市监司沿边设卡,茶叶出口一查到底。私茶贩子若被抓,往往先杖后流,重则弃市示众。
丝绸茶叶出口,还关系到大国博弈。
唐代输出丝绸,不只是为了赚钱,而是要用丝绸换取盟友支持,稳住西域诸国。宋元茶叶更是边防经济链的一环,用茶换马,用马保疆。
明代郑和下西洋,所带礼品主要就是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。这些东西不是随便能卖,而是代表天朝上国的体面。商人私下贩运,就等于削弱朝廷手里握着的外交筹码。
所以,私运被抓,往往被指为“通番通虏”,重罪处置。
古代海贸风险极高。合法的市舶司贸易,手续繁复、费用高昂,还要防御海盗、风暴。私运商人更是九死一生。
明代广东沿海曾记录:十船私商出海,能有一船活着回来就算幸运。大量商人死于海盗劫掠、海禁缉捕、风浪覆舟。
更何况,合法贸易都被严限在特定口岸和特定品种。一个没背景、没许可证的穿越者,想靠丝绸茶叶发大财?现实比登天还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