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清朝这种毁文化的统治时期,识字率只有百分之一,其他大多数朝代其实文化教育的水平要高得多。即使上不起学,老百姓生活中的常用字还是可以认识的,不至于到目不识丁的地步。不然古代的那些文化小说也不可能流传甚广。
不是人人都识字,但“识字者”从未稀有。很多人一提到古代,就下意识觉得“全民文盲”,仿佛除了士大夫,其他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但事实恰恰相反:虽然识字率确实不高,但“实用识字”并不少见。
宋代江南地区,许多农家子弟能写“租约”、“契约”、“姓名”;
明代中后期,地方衙门的“书会”(代写文书的人)数量极多,说明需求广泛;
文书契约、户籍造册、田亩登簿都需要“识字”农人配合。
真实古代社会,是“高阶读书人稀有,但基本识字能力比你想象广泛得多”。
科举制度推动了“全民识字”风潮。从隋唐确立科举制起,“读书识字”就不再是贵族专属,而是“寒门跃升”的唯一通道。
为了让家族中出一个秀才、举人、进士,无数家庭倾尽所有送子入学。
唐代后期,私塾逐渐普及;
宋代“义学”兴起,由国家出资教育平民;
明代“童生考试”引发基层读书热潮;
有了科举制度,“识字”从“贵族炫耀品”变成“农户必争之路”,哪怕只会写“八股句”,也是家庭荣耀。
乡村私塾是广泛存在的基层文教系统。古代并不是只有大城市才有书院,乡下也有许多“私塾”,承担启蒙教育。
教书先生往往住在村里,开设三到五人小班;
教材常用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规》;
学习目标就是“识字”、“背经”、“写字”;
教学内容分三阶段:识字、背文、练笔;
《三字经》开头就是: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乡下娃一遍一遍地背。虽然不一定能写策论文章,但基本“读写姓名+账目+问候词”,完全不难。
即便是佃农家庭,也常常攒钱供儿子读两三年书——“会写名,会记账”就是社会竞争力。
契约、账本、碑刻证明“识字人”无处不在。很多历史遗物可以反驳“古人全是文盲”的偏见。
墓志铭、祠堂碑、家训石刻:内容规范,说明有识字人整理;
地契、租约:明清大量保存,措辞准确、印章工整;
商业账册:清代商帮如晋商、徽商账本密密麻麻,多为民间抄写;
地方案卷:民事案件中,原告、被告、证人往往都能签名或识笔供;
比如明代徽州,因商业发达,民间大量自制契约、账本,许多茶农、木商、盐贩都有基本识字能力。
这些不是“官员”或“士人”的行为,而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、商人、农户的文化日常。
女性识字率虽低,但也不“全盲”。古代确实以男性为主接受教育,但这并不意味着“女性都是文盲”。
唐代已有女性诗人,如薛涛、鱼玄机;
宋代女子“闺塾”出现,贵族女子常接受书画教育;
明清江南富裕人家,女子读《女训》《列女传》;
清末出现“女学堂”,大量女子进入学堂接受正规识字教育;
即使在更早的农家,也有母亲“教儿识字”,靠的是对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的熟读记忆。
《红楼梦》中的薛宝钗、林黛玉、史湘云,都是典型“家教良好”的识字女子。这并非虚构,而是“上层女性识字”在当时已然存在。
古代宗族组织对文化有天然依赖:
修族谱需要“懂字之人”;
拟乡约、立宗规,也需“识文断字”;
村社祭祖需写祭文、族规、文告;
宗祠刻石,需要书写与编辑人才;
有了“文书的需求”,必然催生“识字的人”。族中如有人能书写,就能享有一定地位。
宋元以降,许多家族设“家学”“家塾”,就是为了内部培养文书人才,哪怕不是去考科举,也能做族中账房、书手、庙祝等职。
你穿越回去若真识字,可能立刻就被族长请去“写条子、记家谱”。
城市识字率显着高,文书行业高度分化。大城市如长安、洛阳、汴梁、苏州、扬州,文化气息浓厚,识字人更集中,出现了大量“以文为业”的职业。
书会:专职写状、写信、代笔;
帐房:店铺必备,有算账、记账、写收据之责;
书肆:买书、租书、抄书、刻印的文化商业;
文案吏:衙门中的笔帖式,专管书写;
清代苏州一个“书会”一日能接百单写状任务,有时排队写信、写诉状要排半天,说明民间识字、用字需求极大。
你穿越去这些地方混口饭吃,“能识字”就是找工作敲门砖。
宋代活字印刷普及后,民间出现了大量廉价读物,如:
小学读本: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;
通俗小说:《水浒》《三国》《西游》平话;
戏文剧本:《琵琶记》《赵氏孤儿》;
劝善书、命书、历书、家训、童谣;
宗教文书:《佛说因果经》《太上感应篇》等;
这些书既是“识字教材”,又是“文化娱乐”。在明清的集市、庙会、年节摊贩中,都能见到“卖书小贩”,证明市场需求真实存在。
一本《三字经》售价不高,许多家长给孩子买一本,晚上点灯夜读,不是少见,而是“农家荣耀”。
官府文书需要大量“半文盲”的基层吏人。地方行政体系依赖“识字”的基层执行人群:
村正、保长:需填税簿、册籍;
差役、书吏:代写判词、记录供词;
学田庄主:记账、分租、抄课读本;
镇上铺户掌柜:记录账目、交税收据、对联书写;
他们可能写不了策论,但能写名字、算账、填表,现代标准可能算“小学文化”,但在古代就是“准读书人”。
清代学政调查苏南地区“半文半武”人群识字率,发现每村至少有一到两人能做“账本管理”,说明社会底层有“文字需求”基础。
穿越者在这样的环境下,搞点文字教育、读书馆,也许反而更受欢迎。
很多人对“古代识字”的误解,来源于现代教育的“标准化”。其实古代社会的识字状况是阶梯型的:
完全文盲:确实存在,主要集中在偏远山区、边疆、最底层农工;
实用识字者:能认字、签名、抄契、记账,占比远超想象;
教书私塾先生:非士人,但文化功底扎实;
儒生科举人:入学受教育,人数众多;
士大夫:通经史、精诗文,为社会上层精英。
也就是说,古代并非“少数士人VS一大片文盲”,而是“从认字到能文”的金字塔结构,随着朝代发展逐步上升。
宋代江南的“基层文教氛围”,明清江浙的“百姓私塾风”,都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教水平,远比“文盲遍地”那种简单刻板印象复杂得多。
(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一句,新中国建国时期,由于清朝封锁教育的原因,很多的底层人民文化素养不高,识字率很低,接近90%的人是不识字。教员为了扭转这一现状,一方面简化汉字,繁体字太过难写,以简单易写实用为主,另一方面,就是让一些知青下乡,或者没学历但有文化的老先生承担乡村的教学,那个时期有很多夜校。至于,为什么30年停止高考,教员也借鉴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做法。那个时候,如果坚持科举,那么就不可能有农民鱼跃龙门的情况了,大部分还是一些富裕家庭占据社会主导阶层。)
穿越小说里的“文盲成群”,是误把“科举未中”当成“毫不识字”。现实却是:
识字是一种实用能力,各阶层皆有需求;
私塾、家塾、义学广泛存在;
契约、账目、碑刻比比皆是;
“字头先生”遍布乡间;
印刷品大量流通,文化氛围浓厚;
真正的古代中国,是一个“文字渗透基层”的文化型国家。不是人人识文断字,但也绝非“万众目不识丁”。
所以穿越者别动不动就嘲讽“你们这些文盲”,也别幻想“教人识字可一统天下”——在很多地方,“识字早就不是稀罕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