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者为大。古代百姓,命如蝼蚁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,老百姓的生命就可以随意处置。没有哪个王朝,尤其在统治稳定时期,敢明面上漠视老百姓的生命。任何的司法判决,尤其牵扯到生死的裁决,都是需要上报中央,底层官吏是无权处置的。
穿越小说里,常看到某个县令挥手一喝:“拉下去杖毙!”然后几个衙役就架起犯人一顿暴打,或者干脆拉去砍头。这种画面虽然刺激,但实际上严重违背了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。
在现实历史中,死刑、酷刑属于极为严肃的“国家刑罚资源”,其动用权力是严格分级的。绝大多数县一级以下的官吏,甚至包括县令本人,在没有“上级批复”的前提下,是无权擅自对人施以死刑或肉刑的。
换句话说,地方官的职责是“审明案情、上报朝廷”,而不是“判人生死、当街杀人”。
酷刑、死刑权属于中央或督抚。
古代死刑的判决权,大致分为三类:
朝廷批准(如:秋审、朝审);
督抚特权(如两广总督、湖广总督拥有就地正法权);
特定战时、叛乱例外下的临时军法。
而普通的州县官吏,哪怕你是正五品的知府,也只能在“判词”上写下判处死刑的建议,交由上一级机关核准,最后还得层层递进,由大理寺、刑部、都察院会审后,经皇帝批准才可执行。
因此古代司法中有个惯例:“死罪缓办,必待秋审。”哪怕你杀人越货,证据确凿,也得等秋后朝廷统一审核。小说中“当场判死”基本只存在于战时临阵或赐死近臣场景中,日常司法根本无此操作空间。
“杖责鞭打”也不是随便打,要分等次与权力层级。
《大明律》《唐律疏议》《清律例》都对打人的权限设有明确规定:
杖责二十以下,可由县丞、典史、主簿批准;
杖责三十以上,须由知县批示;
鞭刑(藤条、荆条等)使用须备案登记,不能用于年幼者、孕妇;
大杖(棍刑)须由上级巡抚或布政使批准,不得擅自动用;
“夹棍”“夹手指”类酷刑,更属禁刑,非经刑部命令不得擅施。
比如《清律例》中就写明:“凡行杖责,须有票文,衙役擅动者,杖二十。”这就说明,哪怕你是官差,也不能随便打人,否则反被治罪。
所以县衙门口那些“抬出去杖五十”的桥段,如果真发生,那县令本人就等着被参一本“擅动刑杖,滥刑伤民”。
拷问、上刑必须报告上级,不能随意“逼供”。中国古代律法中虽有“刑讯逼供”传统,但其使用也非无度滥施。尤其到了唐宋之后,许多朝代开始明令禁止“私刑逼供”,拷问必须“列状申报”、有“县令或府尹”签字盖印,还须派员“监刑”防止致死。
例如《宋刑统》中明确:“刑讯必录人证三口,不能独断。”意思是,不能光凭主审官的“口供推断”,必须有第三方见证。
而《清律》中更有规定:严禁逼供致死,否则“官判同罪”。也就是说,如果你逼供过程中把人整死了,不但不是“尽忠职守”,而是“谋杀嫌犯”,官员本人要顶上命案责任。
小说中动辄就是“打到他招为止”,现实中这么做,官帽可能立刻不保,轻则削职,重则砍头。
有些作品会写“县衙断案,强盗当场斩首示众”。可问题是:这种“当街问斩”在和平时期属严重违法,称作“擅决”,往往会被追责。
只有在少数战乱、剿匪、叛乱中,中央可下发“便宜行事诏”,授权督抚或节度使可“就地正法”。例如明朝对倭寇、清代对土匪,就曾临时下放此类权力,但也规定“斩后十日内报备刑部”。
一旦无诏擅斩,即便罪犯再恶,也属于“以下犯上”,官员本人轻则罢黜,重则处刑。明朝就有知府胡宗宪,因擅杀犯人而被弹劾,虽战功显赫,仍被削职为民。
女犯、未成年犯、老弱病残须“缓刑照顾”。古代律法并非冷酷无情,而是有一整套关于特殊人群的“缓刑制度”。其中包括:
怀孕妇女不得施刑,须产后三年执行;
70岁以上老人不得施杖刑、重囚刑;
15岁以下犯人不可处死,须“教而缓之”;
疯癫、失语、重病者不得审讯与施刑。
《唐律疏议》甚至规定:“凡妇受刑,其衣不剥,其体不得裸。”这说明,对女性施刑也有礼仪与限制,不得羞辱人格。
小说中所谓“女犯被当街剥衣打板子”“孕妇遭刑死狱中”,若属常态,那执法官已属十恶不赦,难逃律责。
锦衣卫、东厂也不是无限打杀的“爽文机器”。很多小说里的“锦衣卫”、“东厂”都被描绘成“想杀谁杀谁”、“无人管束”的暗黑暴力机构。确实,它们有特殊审讯权,但也要遵循流程。
例如东厂逮人需有票拟,逮捕高官需“先禀报上司”;锦衣卫提审犯人,三日内要报兵部备查,若擅杀人,同样要交廷杖审问。
明朝后期,甚至有人上疏弹劾锦衣卫“私刑致死”,最后东厂太监受罚,锦衣卫指挥使被罢官。这说明,再“黑暗”的特权机构,也不能无限制滥用刑法。
“笞刑”、“流刑”、“充军”需京师或上级审批。
古代刑罚中,中等处罚如笞刑(杖刑)、流刑(流放)、充军(服役边疆)都不是县令拍板就行的。
笞刑三十以上须知府签批;
流放千里必须由刑部备案;
充军者还需边防衙门审查档案,确认可用。
特别是流放之刑,还牵涉到边疆口粮、护送队伍、驻地登记,整个手续相当复杂。清代每年都有“发配名册”,一人错误,后果很严重。
所以小说中所谓“县令发话,贬你充军三千里”,这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成立的。
别以为古代没有“监察机构”。从汉代御史到唐宋谏官,再到明清的都察院、按察使,这些人手里就盯着谁乱用酷刑。
尤其是明代,御史风闻言事,听说哪个知府“拷打人命”,哪怕案子已结,都能“复查重新开棺”,查你一个死无对证。
《明实录》中多次记录:某地典史因“刑逼过度”致人残废,被御史巡查中查出,最终“革职为民”;清代也有按察司巡视监狱,发现“有刑留案”,立即下令复审,追责主审官。
穿越者若真做“基层官”,滥施刑法,不出半年就被御史抓去跪到京城。
法律权力是制度制衡产物,不是“谁当官谁有刀”。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看似威严,其实极为讲程序、分等级、重审查。哪怕是“地头蛇”的县令,也不是“法外之王”;“酷刑死刑”这种国家级惩戒工具,更不是随便就能用的“爽文道具”。
小说作者如果真了解历史中的律令流程、行政层级、监察系统,就知道“拉出去砍了”这种话,绝不是谁想说就能说的。它背后要有案卷、有批复、有等级、有中央盖章。
不然你不是当官的——你是在玩命。真实历史里的官,若敢如此任性,不但砍不了别人,反倒自己小命难保。
这就是古代司法的现实:不是没有暴力,而是暴力必须在系统中运行。权力,再大也不是“无限法权”;刑罚,也不是“发泄情绪”的武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