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不少穿越小说里,主角仿佛只要把“红薯、玉米、马铃薯”这些新作物从“后世”带回古代,分分钟就能造福一方、赢得民心、改变命运,甚至还会因此“青史留名”。然而,现实的历史告诉我们:古代引进新作物,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。
因为农业不是光靠“种子”和“知识”就能推行的产业,它背后牵扯到的是——地方官员的政绩焦虑与风险规避;农民对陌生作物的天生疑惧和保守性;赋税制度与丈量标准的惯性僵化;水利结构、耕作工具、地权关系的复杂配套;一旦失败的问责制度和性命代价。
如果你穿越到古代,妄图“靠新作物改革农业”,结局极可能不是“功成名就”,而是被地方绅士联名告发、百姓集体拒种、官府疑心反叛,最后被流放边疆或死于流言之下。
“改良”这件事,本质上就是在挑战旧秩序。
你想种新作物,说得好听是“提高产量、富民安天下”,但在地方势力眼中,这更像是在“捣乱”。
官府会想:“你凭什么改老祖宗传下来的耕法?”、“种了你这东西,测亩方法咋算?赋税怎么算?”、“万一减产,是你赔,还是我们掉脑袋?”
地主会担心:“你让佃户改种,收益怎么算?租约怎么改?谁来背风险?”
百姓会害怕:“我们全家就靠这亩地吃饭,吃不成咋办?”、“这东西长得像毒草,能吃?吃了出人命你赔命?”。
在这样的集体“惯性怀疑”之下,穿越者的“种植改革”,一开局就输了。
红薯、玉米、土豆是怎么真正进入中国的?
我们今天熟知的“救命作物”如红薯、玉米、土豆,其实都是明代晚期才逐步引入中国的外来物种。它们不是穿越者带来的,而是靠了数十年时间的口耳相传、失败试验、政策引导与饥荒逼迫。
红薯:大约1570年前后由福建引入,最初被称为“番薯”,官民多有疑虑,长达数十年只在东南沿海推广;
玉米:明代初传入西南,因“杆高穗小”一度被当作“观赏植物”;
马铃薯:入华时间晚于前两者,更是直到清中期才形成广泛种植;
推广者如徐光启,甚至多次受攻击,被讥为“乱法之人”;
这些作物能在中国落地,不是靠某个“英明之人”,而是靠漫长的“民间试验、官方观察、天灾助推”三轮配合。
百姓眼中:“没见过的作物就是不靠谱的。”农民的保守,不是懒惰,而是生死经验。他们知道“水稻能吃、麦子能养家”,而不认识的番薯、玉米,只会被视为:
“鬼佬草”:颜色怪、形状怪,不能入祖先之供;
“灾年菜”:只在荒年吃的替代品,平时谁吃它丢人;
“不中用”:产量高?说得好听,万一烂地不发芽呢?
所以历史上的很多新作物,第一代农民都不愿意尝试,只能靠边角地、荒田地试种几年后才慢慢推广开来。
而穿越小说里动辄“全村换种、亩产倍增、乡民感恩戴德”的场景,真实概率堪比买彩票中头奖。
你说“种玉米亩产更高”?对不起,古代赋税系统根本不支持它。
丈田是按“水田、旱田”来划分的,而红薯、土豆多属坡地作物;
田赋按“五谷”定额征收,官府没统计标准,你产量再高也不认;
农民怕因“多产被多征”,宁愿种点少收的老谷;
地主更不愿改作物,因为“年限租约”、“秋收入账”都绑定现制谷物。
你一搞“新作物替代”,等于掀翻了原有的税收、地租、丈量标准,官府不杀你,地主也得让你“从村口消失”。
就算你带来了红薯种苗或玉米粒,问题来了:
会不会“发霉变质”?
地怎么整?翻地深浅影响极大;
播种时间怎么掌握?古代没有精准气候数据;
水源怎么办?这类作物旱涝皆易死;
收割、储藏怎么搞?老百姓不会埋藏,红薯半年就坏;
耕牛踩断苗、虫灾、鸟害、土壤适应性……问题一大堆。
这些都不是嘴巴一说“我教你种”就能解决的。
穿越者种出好庄稼?可以。但让全村种、全郡推广?几乎不可能。
地方官“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”,最怕新政出事。地方官不想让你搞“农业改革”,不是他懒,是他怕。
一旦你失败了,百姓闹事,他担责;你成功了,升迁没他份,还成了你的政绩;你搞事搞大了,他怕上官问责、不稳人心。
历史上但凡地方官配合农业新政的,大多是灾年时权宜应变;而真正敢在“平年里搞革新”的,不是疯子就是背后有大靠山。
穿越者多数在底层混,哪来这种“政治护航”?
古代不是现代,没有“国际贸易”“引种中心”,你随便拿出一把红薯藤或玉米种,说是你“自带”的,那官府第一反应不是惊喜,而是:
“你从哪弄来的?”
“是不是番邦之物?”
“是否巫蛊、妖术?”
“是否私通外夷,传播异种?”
尤其在封建社会背景下,对异类文化与物种的警惕非常深重。你别说“我是为了救民”,你越说越像“异端邪说”。
搞不好就有人在你背后贴个标签:“妖人惑众、教唆百姓改制、勾结夷族图谋不轨。”
你能活着走出村子都算奇迹。
在古代乡村社会中,士绅是既得利益者,也是文化守门人。
你搞新作物,他们担心“破坏祖传耕法”;
你推动改革,他们怀疑“扰乱乡规民约”;
你若被老百姓敬仰,他们怕你“掌控人心”;
你若成功,还可能“夺了他们的话语权”。
于是他们会以“祖宗之法不可改”为名,到县衙举报你;以“惑众邪法”之名,组织老乡们抵制你;甚至请来“风水先生”说这作物“犯地脉”,让你寸步难行。
穿越者孤身一人,还没等粮熟,恐怕就已经被“士绅联合攻讦”赶出村子了。
真正让红薯普及的,是连年灾荒和饥饿推动。
红薯、玉米这些作物真正全面推广,是在清中期“连年灾荒”、“黄河改道”、“蝗灾频发”的背景下,政府和民间不得已而为之。
洪灾后失地,红薯能种荒;
饥荒下人多田少,玉米适合山坡地;
百姓“饿怕了”,才愿意吃“不入庙、不登宴席”的低等粮食;
朝廷开仓、发苗、赈济、强推,甚至免税才勉强普及。
所以,不是“新作物好”,而是“旧社会太惨”。
穿越者带来的新作物,就算真能养命,如果不是灾年,根本没人信你、没人试你、没人搭理你。
农业不是你想改,想改就能改。在古代,农业是一个“由上而下管控、由下而上传承”的体系,牵扯亿万人生存的稳定结构。
你想动它,先得问:官府愿不愿承担失败责任?百姓愿不愿冒命试新东西?士绅肯不肯松口祖传规范?制度让不让你去丈量分利?有没有灾荒当“改革催化剂”?
缺一不可。你主角一个外来者,说要“推广红薯富国”,还没富民,就已经被各种守旧势力、制度限制和现实困境打磨成灰了。
“种新作物致富”这件事,在现实历史中,远比你想的复杂一万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