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7月28日（晴） 郑州北郊工地
今天一早，全工地六点整必须到岗。昨晚十点半，微信群通知得很突然，说是建设集团领导和区里安监局要联合来检查。
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耳边一直是冯师傅那声“咔嚓”的骨折响动，像是警钟，也像是命运在暗地给每个人敲了一棒。
五点，我跟赵启明起床。洗漱完吃了口干馒头，外头的天已经泛白，远处传来喇叭声，是保安调度早班工人集合。
整个三号楼区域拉起了红线条，进出都要登记。宿舍那边也派了专人收拾，被褥必须折叠整齐，地上不能有杂物，洗漱用品全部要统一摆放。现场临时搭起一个会议棚，有几张临时拼凑的会议桌，红布桌旗上写着：“加强管理，落实责任，确保安全。”
我心里不知怎么地，涌出一种从没体验过的滑稽感：我们这些工地人，就像临时拉出去的士兵，战场未到，先打扫营房，迎接“将军过境”。
七点二十分，四辆车鱼贯开进工地，前头一辆是区里的安全监管局车辆，后面几辆贴着集团标志的商务车。领导们穿着白衬衫、黑西裤，脚上踩着皮鞋，一步一步踩进了积灰的泥地里。
“都看这边，集合站好！”林知秋举着喇叭喊，“今天安监局和集团都要重点查安全措施、工人防护以及施工流程，有什么问题就地整改，谁出错谁负责。”
她站在高台前，脸色冷得像石头，身后是几个副组长在点名。
我和赵启明站在第一排，心里都挺紧张。赵小声说：“昨天那块板子要是今天掉下来，咱工地直接黄牌。”
我点了点头。
检查组在八点准时开始巡视，从最外圈的围栏，到材料堆放点，再到临时工棚，连厕所和食堂都看了。最后重点检查的，是施工主楼——也就是我们三号楼。
“这边谁带班？”一个戴金边眼镜的检查员走到我们小组跟前，皱着眉问。
“我。”林知秋走上前。
“你们昨天是不是发生了安全事故？”那人声音压得很低，但语气极为凌厉，“你知道根据规定，类似事故必须在两个小时内报备市局，而不是等今天我们来了再知道？”
林知秋一愣，然后低声解释了几句，但那检查员明显不满意，随手翻出一张施工记录表：“昨天10点，木工班模板拆除，事发时间明确在11点前后，你们的日报没写。”
现场空气一下凝固了。站在他旁边的集团副总脸色也沉下来。
“现场负责人不专业，谁签的字，谁负责任。”
我看得出林知秋的手指在轻微颤抖，她盯着那张表，一言不发。
检查完楼层，他们开始抽查工人安全帽和操作流程。我刚好在一侧墙角休息，听到一个身材高大的检查员和旁边另一个领导低声说话。
“这么干下去，不出事才怪。”
“我们也知道这个项目压得紧，但这么急进度，不出意外才怪……”
那些话像风一样飘过耳边，没人正面回应，但我们这些工人听了都明白：上面明白，下面也心虚，中间的人两头不是人。
到中午十二点，检查结束，检查组走了。饭点大家都蔫了，没人说话，低头吃饭。赵启明说：“今天这个检查，估计要掉几层皮。”
我点头：“希望别怪到我们身上。”
下午，林知秋找我们开了一个小会，说集团已经决定更换几个班组长，接下来要全面整改。她看着我们说：“你们两个如果真想留下，就踏实干，别出岔子。”
我想起冯师傅，还躺在医院里，可能还不知道这场风暴。
晚上收工时，赵启明忽然说：“磊子，等干满一个月，咱就把这段记下来。”
“记下来干嘛？”
“以后说不定能写一本书，叫《工地纪实》。”
我笑了笑：“我想好了，我这日记，就叫《出村记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