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禁城、养心殿内。
雍正帝端坐在龙椅之上，身前的龙案上，堆满了来自各地关于查亏空的奏折。
他的目光盯着那些奏折，眉毛拧成了疙瘩，暗自思忖：“究竟是何种缘由，让官员们甘愿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贪污、挪用公款？
假如给予他们高额俸禄，亏空是不是就不再出现？”
为了验证心中所想，雍正当机立断，即刻召集臣子们，就这一重要议案征求大家的意见。
乾清宫外，秋风送爽，丝丝凉意沁人心脾。
雍正帝神色凝重地坐在御案之后，目光如炬，扫视着阶下跪着的群臣。
他缓缓抬起手，轻轻敲击着案上的奏折，声音沉稳地说道：
“折子上载明，外省官员贪污之风猖獗，库银亏空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。
今日特召诸位爱卿前来，共同商议这‘高薪养廉’之策究竟是否可行？”
话音刚落，一道声音传来：“启禀皇上！”随声望去，左都御史沈近思率先从队列中走出，袍袖拂地，带起一阵微风。
他语气坚决地说道：“陛下，此策绝不可行！自古以来，清官皆重气节，耐得住清贫是官员的美好品德，
如包拯、海瑞，虽俸禄微薄，却始终坚守清正廉洁。可见，廉耻之心源自内心，而非取决于俸禄高低。
若以厚禄养廉，恐会助长奢靡之风，官吏们定会变本加厉，国库如何能承受这般消耗？”
众臣子一听，一部分人频频点头。
“沈大人此言差矣！”随着声音，新任直隶总督李卫快步上前，他那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满是激愤之色，大声说道：
“卑职在江苏查案时发现，知县每年俸禄仅有区区数十两，一家老小的生计都难以维持，又怎能不滋生贪污之念？
若能将俸禄提高一些，官员们无需冒险贪污，便可过上体面的生活，这难道不比事后严惩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？”
众臣听罢，一部分人频频颔首。户部尚书张廷玉手抚胡须，思索片刻后缓缓说道：
“李卫所言确有道理，但各省经济条件状况各异，若贸然全面增加俸禄，财政恐难以承受，一刀切并不适合。
臣以为，可先在江浙等富庶之地试行，若成效显着，再逐步推广，皇上您看……？”
张廷玉向来行事谨慎，雍正很信任他，张廷玉的意思很明显，提提议先小范围试点。
“试行？哈哈哈……”沈近思冷笑几声，沉声道“此例一开，众人必定纷纷效仿，日后官吏皆会以俸禄不足为由要挟朝廷，如此一来，财政缺口只会越来越大。”
殿内的争论愈发激烈，众臣子七嘴八舌发表意见，说实话，谁不愿意增加薪水呢？
但是有些老古董，认为雍正帝是考验他们的品德，坚持不发放养廉银子，一时间气氛很紧张。
这时，雍正抬手示意众人停止争吵。
他已经拿定主意，抄起案头的朱笔，在奏折上迅速写下数行字：
“令江苏、直隶两省自明年起，将正职官员的俸禄提高到原来的三倍，另外设立养廉银专项。
令刑部、都察院派人稽查，若再有贪污腐败行为，罪加三等。”
说罢，他掷笔于案，声音铿锵有力地说道：“朕倒要看看，究竟是银子能培养出清官，还是律法能镇得住贪官！”
到这份上，群臣纷纷拜服，朝会散去。
……
雍正帝之所以主张推行“高薪养廉”这一新政，是因为他深知，单纯依靠惩处，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官员贪污的问题。
况且培养一个官员也不容易，到头来栽倒在金钱面前，实在可惜。
康熙之所以不敢较真，就是怕查处太多官员，想想自己垂垂老矣，不愿再折腾，于是把这棘手难题留给了雍正。
细细想来，官员贪污，除了个人品性的因素，俸禄过低难以维持生计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各位，这里所提及的是清朝时期的状况，并不适用于现代贪官。
现代贪官即便薪水丰厚，依旧贪污，这归根结底是制度层面的问题，不在“高薪养廉”的讨论范畴之内。
查阅资料发现，在雍正一朝，一品大员每年的俸银不过180两，七品知县更是仅有45两。
这点收入，既要维持官员自身及家眷的生活开销，还要雇佣师爷、仆人，以及打点上下级关系，实在是捉襟见肘。
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清朝官员俸禄的实际情况，下面从购买力和实际价值两个角度进行分析。
以米价为参考，雍正朝时，大米价格约为每石一两银子，而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50斤左右。
如今优质大米每斤价格若按3元计算，那么一两银子能购买150斤大米，价值约450元。
如此换算下来，180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元。
从购买力角度来看，有观点认为，雍正朝一两银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400 - 600元人民币，
那么180两银子大约折合人民币 ~ 元。
若按照清朝时期的度量衡，一两等于现在的36.9克，如今每克白银价格约为3.4元人民币，以银价直接换算，
180两白银约相当于元人民币。
不过，当时通货膨胀率较低，银子的实际购买力远高于此。
也就是说，清朝宰相的薪水，实际购买力不会超过10万人民币，直接换算成人民币，不会超过3万，
诸位不妨想想，这究竟算多还是算少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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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皇帝发放的俸禄有限，官员们便想出各种办法谋取外快，侵占“火耗”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手段。
那么，究竟什么是“火耗”呢？
在雍正朝，农民缴纳的赋税大多为零碎银子，而官府收纳赋税时，
通常要求以一定规格和重量的整银上缴，因此需要将碎银熔铸成银锭。
这一熔铸过程由官府指定的银匠负责，在熔铸过程中，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损耗，这便是“火耗”的由来。
各地官员便以此为借口，向农民额外多征收银子，多余部分则私自侵吞。
鉴于此，雍正帝果断推行火耗归公改革，即对这部分火耗进行规范化管理，以减少地方官员借此滥征加派的现象。
从雍正朝开始，火耗统一收归国库，再由朝廷依据各地实际情况，将其中一部分以养廉银的形式发放给官员。
养廉银的数额颇为可观，远远超过官员原本的俸禄。
例如，总督级别的养廉银每年可达1.3万至2万两。
巡抚每年也有1万至1.5万两。
就连知县的养廉银也有1000至2000两，是其原本俸禄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。
不得不说，雍正帝确实颇具手段，他将官员的灰色收入收归公有，再以培养廉洁的方式重新发放给官员。
“高薪养廉”的政策一推行，在官场引发了巨大震动。
一方面，许多官员对突然到手的高额养廉银欣喜不已，认为这是朝廷对他们的体恤，也让他们有了安心做事的物质基础。
不少官员开始自我约束，觉得再贪污便愧对皇帝，从而减少了贪污腐败现象，更加专心地投入到地方治理中。
比如，河南巡抚田文镜在得到丰厚的养廉银后，更加积极地推行新政，清查亏空，整顿吏治，使得河南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新。
然而，事情犹如铜板的两面，有支持自然就有反对。
一些守旧派官员认为，“高薪养廉”是对官员贪污行为的变相纵容，给予如此高额的养廉银，无疑是承认了官员获取灰色收入的合理性。
还有人担忧，即便给予高薪，人性的贪婪难以遏制，官员们依旧会想尽办法谋取更多财富，毕竟人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。
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在“高薪养廉”推行过程中，仍有部分官员顶风作案，利用职权贪污受贿。
此外，养廉银的发放数额，也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，总不能一刀切吧？
谁多一点，谁少一点，如何平衡？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，雍正帝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行“高薪养廉”政策。
在他看来，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，旨在打破官场积弊，重塑清正廉洁的风气。
三年来，在雍正不懈努力下，国库逐渐充盈，官场的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，他为清朝的稳定与发展，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。
……
咱们回顾一下雍正的改革措施都有哪些？
在政治层面，除了火耗归公、高薪养廉，雍正帝还设立军机处，将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，极大地提升了决策效率。
清朝最初的决策层采用议会制，即各旗主共同讨论，这使得皇上的权力被分割。
康熙为了集权，成立内阁和南书房，而雍正为了更进一步集权，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。
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，正式改称军机处，并成为定制，这一举措成为强化君主专制的关键创举。
同时，雍正帝大力推行密折制度。
密折制度在康熙朝已具雏形，当时仅有部分官员可向皇帝呈递密折，使用范围较为狭窄。
雍正帝即位后，大幅扩大密折的使用范围和人员，使其发展成为一项成熟的政治制度。
密折的内容只有皇帝和具折官员知晓，保密性极强。
如此一来，臣子之间的一举一动，民间的一些事，雍正都能第一时间掌握，
另外，还可离间臣子们的联合之心，官员们今日所说之话，可能马上就会被他人以密折的方式上报。
这使得官员之间相互监督，不敢肆意妄为，对整顿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在经济领域，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政策，废除了人头税，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，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，促进了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。
其实，在康熙晚年，摊丁入亩就在江南富庶之地进行过试点。
过去，人头税和土地税是分开征收的，一些没有土地的农民依然需要缴纳人头税。
雍正将人头税平摊到地亩数中，无地农民便无需再交人头税，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。
在社会管理方面，雍正帝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政策，废除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，改派流官治理，
防止地方做大做强不服从中央，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，推动了民族融合与地区发展。
其实，“改土归流”并非雍正首创，明朝时就已开始推行。
到了雍正朝，雍正在明朝的基础上，大规模、系统性地推行这一政策。
比如雍正帝任命鄂尔泰等官员主持改土归流工作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，
在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四川、湖南等省广泛开展，使改土归流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政治改革。
以上这些改革举措环环相扣、互为支撑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着力解决吏治腐败问题，
摊丁入亩推动经济发展，军机处与密折制度保障政策高效执行。
雍正帝以雷霆手段打破陈规，自然触动了权贵们的利益，权贵们便雇佣文人诋毁雍正皇帝，将他描绘成一个冷酷寡恩的形象。
然而，毋庸置疑的是，雍正帝的一系列改革为“康乾盛世”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雍正帝就如同隋朝的杨广，历史上的是是非非，终究任由后世人评说。